编者按
人体健康基准作为环境基准的核心内容之一，已成为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系统性基础研究及连续性的调查和监测，我国在环境标准的制修订过程中多是参考国外的相关基准或标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科研力量的壮大以及环保形势的变化，开展符合我国国情和环境管理需要的健康基准研究成为当前环保领域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那么，我国健康基准研究现状如何？近些年有哪些进展？国外有何经验可供借鉴？本报记者日前就此对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丰昌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制定环境基准需要几十年的历史数据，有的数据甚至需要对几代人进行比较才能得出。“过去由于国力所限和环境基础数据较少，我国环境标准限值主要参考国外发达国家权威标准或基准数据确定。”吴丰昌告诉记者，“这种标准借鉴的方法科学而实用，是当时时代背景下所能采用的最好方法，也是国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用做法。”
我国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24个基本项目标准限值制定就是依据美国水生生物和人体健康基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制定，依据的是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准则、美国饮用水卫生标准和我国饮用水卫生规范。
目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标的环境基准研究受到国家和科研工作者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总体来说，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吴丰昌表示，现在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升、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环境管理的迫切需求，需要结合我国近年大量的环境科学研究成果，应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对现有标准进行修订。据介绍，目前某些领域已经着手进行了。如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于2012年正式启动了从环境健康角度探讨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第四次修订工作。
水环境的人体健康基准
目前，我国关于水环境的人体健康基准只有零星研究。据吴丰昌介绍，他所在的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的“湖泊水环境质量演变与水环境基准研究”973项目，较为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当前人体健康水环境基准的理论和方法学；同时，根据我国保护人体健康的水质基准有关暴露参数的确定（包括人体体重、饮水量和鱼类摄取量等），获得了硝基苯和重金属镉的人体健康基准值。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我国环境毒理、风险评估与基准”，则系统整理了国内外生态毒理及环境健康方面的研究成果，针对几十项重点污染物，形成了我国环境毒理、风险评估与基准信息汇编。
此外，国内已有的水质基准理论方法学的研究，也可为我国进一步开展保护人体健康的环境基准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空气环境的人体健康基准
“空气环境的人体健康基准制定，主要依赖于人体流行病学、毒理学和暴露数据，我国的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已初步分析了大气污染物与人群健康的关系，确证了大气污染对我国居民健康的危害或风险，并给出了有限的定量结果。”吴丰昌告诉记者。
据了解，过去近20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环科院等多个单位研究人员采用健康时间序列和Ｍeta分析等手段，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重要城市陆续开展了大气污染物急性和慢性健康影响调查，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基础。
但吴丰昌同时也表示，我国空气的人体健康环境基准研究任务仍然艰巨，尚需长期和系统的暴露评价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
另外，队列跟踪调查是当前国际公认的研究大气污染长期暴露对人群健康影响较为理想的方法，但由于其周期长、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高质量、大气污染队列研究均在欧美发达国家进行，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展以评价常规大气污染物健康影响为研究目的的大规模队列长期跟踪调查。
“这也限制了我国对大气污染长期健康效应的深入探索，无法为基准制定提供我国人群长期暴露剂量与健康效应的关系。”吴丰昌说，“我国亟需从国家层面上、从国情和实际管理角度考虑，针对重点优控指标，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空气环境基准方法学，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空气环境标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土壤环境的人体健康基准
据吴丰昌介绍，我国目前已开始启动土壤环境方面健康基准的研究。在国家环境保护公益重大专项的支持下，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南开大学等承担的“我国环境基准技术框架与典型案例预研究”等项目，针对土壤环境基准的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了当前国际土壤基准的理论和方法学体系。在吸收发达国家研究成果基础上，在国内首次尝试性地构建了农田、场地和保护地下水土壤环境基准方法学。
■ 国外经验
国外健康基准研究现状如何？
国外关于人体健康的环境基准研究起步较早。美国早在1980年就发布了水环境中64种污染物的健康基准以及健康基准技术指南。随着后续的多次技术修订和优化，于2000年又正式发布了新版的保护人体健康基准技术指南。在新版的人体健康基准技术指南中，美国国家环保局将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效应终点分为致癌和非致癌两类，其基准制定就是采用健康风险评估方法。
2009年，美国国家环保局颁布新的水质基准推荐值，关于保护人体健康的水质基准的120种优控污染物中，完全没有给出保护人体健康基准值的污染物只有25种，其中有3种给出了部分基准值，其余92种物质都有完整的人体健康基准值。在47种非优控污染物中，给出所有保护人体健康基准值的有11种，给出部分人体健康部分基准值的有8种。
除欧美等国对水环境基准研究较早且较为系统外，世界卫生组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组织也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水环境基准纲领性文件。
在上世纪90年代，人体健康和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日趋成熟，被欧美发达国家广泛接受并用于土壤环境基准的制定。至本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土壤环境基准和标准体系，其中大多是以保护人体健康为主来确定土壤基准的。
对于空气的人体健康基准，近年的研究表明，可吸入颗粒物，尤其是细颗粒物（PM2.5）已被公认为是危害最大、代表性最强的空气污染物。因此，美国国家环保局和欧盟在评价空气污染的健康危害时均选择颗粒物作为代表性空气污染物。
对于空气中大量的毒害性有机物，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着手空气环境基准制定的前期准备工作。经过长期的研究，美国国家环保局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空气毒害物基准体系，并提出了污染物健康和风险评价技术规范和操作手册。
■ 焦点问题
依据健康基准制定标准面临哪些难题？
我国依据健康基准制定相关环境标准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等发达国家对环境基准的研究比我国起步要早30～50年，至今仍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和更新。同时，环境基准研究涉及多部门、多学科、多领域，需要联合生物学、毒理学、土壤学、生态学、流行病学和毒理学等多个学科进行联合攻关。
吴丰昌表示，目前依据健康基准制定环境标准主要存在以下难题：环境健康基准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机构授权不明；缺乏法律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科技支撑区域差异较大，环境健康基准尚未有效纳入环境标准体系及环境管理工作当中；地方环境管理水平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和科技水平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 专家建议
建议一：尽快开展健康风险评估框架及人体暴露评价理论和相关支撑技术的研究，促进适用于我国人群特性的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学和评估技术的构建。
建议二：加强我国健康毒理学研究，制订代表性模式生物的标准化毒理测试方法与技术，建立标准化的毒理试验测试平台。
建议三：加强优控污染物的污染分布、毒性、暴露途径和流行病学研究，构建基于国情的本土健康毒理学数据、环境行为参数、暴露参数和流行病学等数据库。
建议四：国家应尽快出台环境健康基准（包含不同环境介质）制订方法指南。
建议五：整合全国的研究力量，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环境健康基准研究计划，稳步推进环境基准长期系统研究，为相关标准制订奠定基础。
建议六：从国家长远规划和国力建设的高度，为环境基准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确保我国环境基准研究的稳步发展。
建议七：建立一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环境健康基准研究队伍。
■ 知识链接
环境基准
环境基准是指环境介质（水、土和气）中的环境要素等对特定保护对象不产生不良或有害效应的最大限值，它主要是依据科学实验和科学判断得出，强调“以人（生物）为本”及自然和谐的理念，是科学理论上人与自然“希望维持的标准”。因此，环境基准是环境保护工作的“自然控制标准”，也是国家进行环境质量评价、制定环境保护目标与方向的科学依据。
例如，大气中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如超过0.115 mg／m3，对人体健康就会产生有害影响，这个浓度值就称为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基准。
健康基准
健康基准是用来保护人体健康免受污染物或物理因素的不良和有害健康影响。环境基准按照环境介质的不同可分为水环境基准、土壤环境基准和空气环境基准等；按照作用对象（或保护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健康基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生态基准（对生物及使用功能）、物理基准（对能见度、气候等的影响）和感官基准（防止不愉快的异味）等。
环境标准
环境标准是以保护人群健康和生存环境为目的，国家或政府对环境中有害化学组分或物理因素的容许浓度（或剂量、强度）所作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它是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和要求的体现，是衡量环境受到污染与否的标尺，也是环境规划、环境管理和制订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依据。一些国际组织也提出环境标准，但仅具参考价值而无法律约束力。如世界卫生组织曾公布过大气质量标准、饮水卫生标准等。由于环境质量是依据人类的各种要求进行评定，所以环境标准也依不同的要求而有许多种类，形成了环境标准体系。
环境基准是一个科学术语，由环境物质与特定对象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确定。它不包含社会、经济、技术等人为因素，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是制定环境标准的科学依据，同时也是环境质量评价、环境风险控制及整个环境管理体系的科学基础。环境标准规定的环境有害化学组分或物理因素的容许浓度（或剂量、强度）原则上应小于或等于相应的环境基准值。
实行人体健康为基准的环境标准制度是发达国家在环境健康政策上采用的通用做法。我国虽然将人体健康保护作为环境标准制定的一项重要目的，但目前并未直接依据健康基准制定环境标准，更多的是从国家技术水平、社会经济承
